实践中曾出现过因设区的市人大或政府上收区县级行政机关的职权，而区县级行政机关拒绝执行相关决定而引发的争议。
它不仅体现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篇中，而且在其他篇章也有所规定。就社会层面而言，20世纪被一个中心议题所主宰：我们的集体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应把什么留给市场来决定？对如今即将走向政治成熟的这代人来说，这个议题将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功能强大的数字系统指引和控制？(36)与之相应，在宪法层面，则如托依布纳教授所论：18、19世纪，宪法问题的焦点在于释放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能量，同时又有效限制这种能量。
鉴于私权力的兴起，人们应当进一步思考，宪法能否以及如何对此予以回应。(22)这就需要回归动态视角，探究平台权力的具体生成。(72)另一方面，对于特定问题，即便宪法有所规定，也应基于自觉的规范意识，通过对宪法规范的细致分析，明确规范适用的可能与限度。社会宪法观内含两个关联向度。例如，《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即规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平台内用户，应当采取包括终止服务或限制提供服务等必要措施。
较之于社会宪治理论，它具有明确的宪法规范基础。如果将元宇宙等平台载体纳入观察范围，那么侵犯人格尊严、通信权等不当行为的发生，可能更加便捷。宪法为法律实施创造主体和效力前提，是法律规范体系形成的根本依据。
法律实施并不能覆盖、取代政治实施的功能，也就无法完全包办和代替宪法实施。[50]综上，法律的创制、法制框架的形成以宪法对立法的授权为前提。法律对权力、权利、义务、责任配置不平衡等。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34]造成国家机关在法律实施中动力不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宪法为保障人权，将限制和约束公权力的消极义务和宪法委托等积极义务课予国家机关。而违宪则是国家机关等公权力主体违反组织规范和权利规范而须承担宪法责任的行为。
但无论采取何种分析路径与理论立场，都无法否认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首先与适用范围内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6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62]宪法实施的过程也是宪法权威得以树立的过程，反之宪法实施的持续推进需要宪法权威作为根本驱动力。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与依宪解释的目的都是对宪法精神、原则与具体内容的阐明，主要功能在于明确、细化宪法确立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因此是宪法实施的基础与前置性机制，应当归入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
否则便是违反了宪法对其施加的义务，须承担相应的违宪责任。[15]二分法则是在三分法的基础上进行归并，保留法的遵守，将法律实施的另一要素界定为法的执行或法的适用。[22]参见童之伟：《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宪法学展开》，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constitution这个西文词汇的本义即组成结构框架。
我国宪法也不例外，相较于之前的三部宪法，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扩充了基本权利的种类的内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因此，有观点认为，法律得到实施，便意味着通过法律得到具体化的宪法实质上也得到了实施。为达成这个目的，法律所采取的技术则是通过设置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动态地分配共同体成员（公主体和私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引导社会成员以法律为依据、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方式调整自身的行为。
这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人民委托行使国家权力，其权力应当受到委托方即人民的限制。在内涵上，即都是在实质法律的意义上，将法律规范的要求由抽象向具体，由主观向客观转化的过程、方式和路径。[11]其中，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把宪法的原则和条款具体化，属于直接执行。这是其他法律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20]至于我国宪法，则更是承担起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宏大历史使命，为政治秩序的根本转换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制基础。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样只负责执行法律，可以说是司法机关在宪法实施中相对于立法机关是从属性的。国家机关是公民所享有的每一项基本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
但是，从通过立法将宪法具体化的方式来实施宪法的角度看，我们的法律规范体系仍有很多空白。[21]第二，在公权力的运行上，宪法的赋权行为同时包含了对公权力的授予和对公权力的限制。
如果宪法对于某些事项，加以明文规定，则人民与国家机关，皆须受宪法明文规定的直接限制，立法者也因此丧失法律的形成空间，而不得制定与宪法规定相左的法律规定。因此，上述宪法实施主体的实施宪法活动均依靠自身的积极主动性，这种主动型实施宪法的方式，需要实施主体具有高度的宪法意识与奥德修斯的自缚精神，自我克制权力的种种诱惑。
法律与宪法在功能和首要价值上的差异会使法律实施中偏重秩序而偏离保障人权这一核心价值和终极目的成为可能。在宪法实施领域，党发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就体现在：既要确立宪法实施的政治方向、基本方略和重大举措，建构保证宪法实施的制度体系和规范体系，不断提高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和水平，还要通过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切实把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而引领和推动宪法实施不断向纵深发展。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上对特赦制度的明确规定实行的特赦和依据宪法有关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规定开展的授勋和授予国家荣誉称号的活动。宪法原则也不例外，宪法原则的实施就要求作为宪法实施主体的立法者以权衡和具体化的方式将原则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法律，再由其他宪法实施主体根据法律将原则间接转化为经验世界的实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约翰·伊利曾评论美国的立宪过程及产生的宪法文本几乎完全致力于结构性内容。
正如德国学者梅克尔和凯尔森所提出的法律层级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在法体系中，规范的产生是以另一规范的授权为基础的，这里的授权是指赋予某些个人或机关创制规范的权威，使其能够通过意志行为创造规范。[9]实际上，宪法实施所强调的，是将宪法规范中抽象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生动、具体的权利（权力）义务关系。
这也是设置违宪审查制度的必要性所在。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前述已经提到，constitution的西文原意指组织构成，而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城邦、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的组织都需要constitution这种政治组织原则用以建构和维系共同体。美国宪法是在先前邦联制所确立的政治结构无法应对内政外交的各种危机的背景下所做的政治决断。这是自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宪法就已确立的宪法基本精神与价值内核。[47]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页。
[55]原则的适用不像规则那样有着明确的假定条件，是较为宽广而模糊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法律产生的重要动因和法律存在的主要理由。
[61]在规范构造上，宪法权利主要将义务主体指向国家，而法律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或法人。[48]参见程雪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的规范内涵及其立法落实》，载《法学评论》2023年第5期。
具体表现为宪法的性质是政治法、约束权力之法、保障人权之法。不过，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在国家生活中的构建性、引领性、规范性功能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